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必须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这中间还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两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为民国教育的两翼。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一样的教育学生的方式;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开始了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还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
回到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一定要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订立：“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代表。
说完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来说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说起平促会，则不能不说到晏阳初。让我们回到1943年5月24日晚的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那里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正在举行。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处理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能够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一点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和平促会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陶知行)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1926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早在1914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远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1927年元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在晓庄师范最初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清了这所学校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在两个月之后的开学典礼上，作为校长的陶行知在致辞中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目标，是要建“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每天早晨5时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生轮流主持。先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锄头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上班时间，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是“打破装饰品的教育”。
顺便说一下，创办晓庄学校的陶行知，既是中华职业教育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这也从侧面说明，看似“一盘散沙”的民国教育并非毫无体系，反倒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涉，教育保有独立，才有了如此多元丰富的格局，各个阶层，各类人才，只要有向学之心，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问学的场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