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重视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数字时代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从固定学校和班级的大规模、标准化教育，到随时随地的个性化教育，数字化、智能化为现代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袁振国认为，立足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未来需要，工业时代的教育学、学校语境下的教育学、西方话语体系的教育学必须实现历史转向。
在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教育学的历史转向——关于教育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原载《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中，袁振国从教育学话语的领跑转向、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创新转向、教育学社会服务的高质量转向等方面，阐述了实现教育学历史转向的目标与路径。他提出“以院系为矩、以中心为阵”的矩阵结构，认为大学学术建制的改革创新必须适应学科发展综合化、一体化的趋势，从单一垂直结构走向多元互动结构。
袁振国指出，中国当下的教育变革，首先要将教育和社会紧密相连，把知识、技术的更新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确定以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教育要为每个人的再发展，提供不断的终身教育。
澎湃新闻：您的论文是基于当前中国教育学怎样的发展现状？为啥说到了历史转向的时刻？
袁振国：这篇论文基于非常现实且紧迫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学术如何在世界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跟跑”发展为“并跑”乃至“领跑”。
工业革命后，教育学作为西方舶来品被引入中国，但随时代变迁，西方的文化、理论和理念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难以指导中国实践。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通过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因此，中国教育学的第一个历史转向，是从运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指导中国教育实践，转向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热情参加人类文明共建。
中国教育学的第二个历史转向，是从工业化以来的现代教育制度，转向适应数字化未来的教育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有两大特征，一是效率大规模提高，使得人人接受教育成为可能；二是标准化、统一化，但对心理、性格、发展潜能等各不相同的个体实施统一的教育，仿佛生产“工艺品”，无法有效促进个体发展。
今天，数字化、智能化为教育从大规模、高效率、标准化转向个性化带来极大可能。学生接受教育的地点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学校和班级，学习生涯也不再以毕业离校为终点，他们能随时随地学习和接受教育。因此，数字化不仅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还会带来更大变革。目前，教育学理论关注的仍是工业革命背景下如何办学和教育的问题。但如何塑造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形态，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值得探讨的问题。
时代的要求，使得中国教育学的历史转向正加速发生。现在无论是学术界、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对于教育问题都存有理论上待解的困惑。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后面，我们应该尽快回应这些问题。
袁振国：这篇论文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怎么来适应转变、胜任未来。世界一直都在变化，人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在改变社会，并引导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为我们形成适应未来、改变未来的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很多方面成为了世界学习的样本。中国要想为世界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首先要解决自己的教育问题。要在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形成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尤其是在科技发展方面，随着国际交流加深、相互影响增多，中国要学会设计议题、制定解决方案，才能回答这一领域的全球问题，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袁振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出的“共同富裕”，不仅针对物质经济层面，也包括文化思想层面。文化思想上的共同富裕需要教育改变现状，因此教育承担着特别使命。
首先，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包括人、学校、城市、地区之间的公平。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正努力缩小这种差距。其次，缩小教育差距不是将高水平降低，使教育达到总体平衡，而是让教育欠佳的地区、学校和个人发展得更快、更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但是，如何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如何在重大的、基础性原创研究中有所突破？中国教育在政策和方法上仍面临很多重要的待解问题。
澎湃新闻：随着人工智能、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重要，中国教育学如何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袁振国：以AI为引领的技术正迅猛发展，给传统教育带来了根本性颠覆。以往的教育模式主要是老师提供给学生知识和答案。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新知识，相对而言，获得答案就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提出问题。
然而，无论是ChatGPT还是其他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时会随意编造虚假信息。因此，AI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学会判断。中国教育在培育学生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方面比较欠缺。虽然这看起来是教育学生的方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系到教育思想，中国从整个教育体系到课程、教材甚至是师生关系都要发生改变，因此挑战很大。
中国教育要将提供选择、学会选择作为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这与标准化教育针锋相对。标准化教育给学生提供同样的教育内容，要求用同样的时间、速度获取同样答案。今天新事物不断涌现，学生需要在变化面前快速做出决定，仍然采取标准化教育将使得学生难以胜任未来。
我所谓的“选择”是指从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再到教育体制，都要让学生拥有自主选择的可能性。比如，问题只有一种答案吗？学生各有所长，是否应该学习同样内容并以满分作为统一要求？学生入学后所处的班级必须长期固定吗？他们能自主选择授课老师吗？这些都有可选择性。
事实上，为了适应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目前很多学校正进行“走班制”改革。数字化、智能化与教育的深层次地融合，为所有学生自主选择老师、教材创造了条件，使得塑造未来的教育形态成为可能。虽然线上学习的质量存在争议，但在疫情期间，中国2亿多学生停课不停学的实现，推动了数字化教育改革的实践。
澎湃新闻：关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该如何思考并在教育体系中做出改变？
袁振国：所谓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现在的教育很注重思想品德教育，通过政治课、思想课、道德课等各类活动，形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在学科中自然而然地渗透也是有效的育人方式。
语文、历史、哲学等课程本身的思想性、文化特征不言而喻，但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同样含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老师在教授科学知识时，可以将科学家如何含辛茹苦、甚至献出生命取得成果的故事告诉学生。比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的有效成分后，就不顾劝阻亲自试服该提取物，认为这样才可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这种奉献精神正是高尚的人格教育。
同样，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技术，更要让他们了解伦理规范，知道技术的危害性一面。比如，软件的算法定向推送会带来“信息茧房”，这对人的判断力和对世界的理解能力都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虽然人类对科技的伦理要求在先，但技术发展之快，却使得人类对其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后知后觉。因此，现在教育界很看重智能教育课程中的伦理科普，将科技的潜在副作用纳入教学的基本内容。
澎湃新闻：近年来，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越来越“卷”，教育学面临社会服务与人才服务两张皮的现象，教育学应如何改革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袁振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培养不足，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才社会不需要。这一现实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第一，教育和社会相对脱节。教育往往立足于社会需要，通过提炼总结进行传播。由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快，教育在总体上相对慢于社会，但是也能够最终靠预见性领先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技术创新。
第二，科技的迅速更新促使教育深刻变革。首先，我们要将教育和社会紧密结合，把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确定以“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思想观念。一直以来，中国教育形成以“学科”为本位的传统，老师、学生的教学活动围绕固定的课程、教材展开。如今知识、技术更新迭代快，老师应该把最生动鲜活的案例、最先进的理论及时引入课堂。其次，我们要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公司制作不仅需要先进科技和高校研究，除了大学以外的中小学学生也要有机会参与生产实践，了解社会的发展。
袁振国：过去，人们一致认为从学校毕业就完成了一生的学习任务，就能一生胜任工作岗位。现在，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平均岗位流动次数是10次到12次。如果一个人没有终身学习的思想，岗位被淘汰后，就会失去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因此，教育要为每个人的再发展提供不断的终身教育。
当然，解决教育和社会的矛盾不仅需要政府、学校的努力，还取决于学生自己。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是“高中太辛苦了，我到大学是来休息的”。但其实，大学之后的教育属于提高教育，是提升社会生活竞争力的教育，倡导学生获取复合知识，选修不同课程，参与丰富活动。
大学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 为学生提供了很多讲座、学术活动、交流机会。而有些学生却喜欢宅在教室、宿舍里，学校邀请优秀学者开讲座，还要想方设法组织学生来听。要想提高竞争力，学生要充分的利用学校的平台做交流，毕业后也能保持与学校的联系，通过挖掘学校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澎湃新闻：创新大学学术建制，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大学还存在哪一些问题？如何让学院与校内研究机构如何协同发展？
袁振国：科学知识发展是不断分化的过程。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大学建立了不同的学院、系、研究机构，培养了各学科的专业人才。
目前，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要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离不开组织改革。传统的学术建制基于学科分化形成学院和系，这种管理体系分散了资源，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人员协作，不利于创新团队开展项目研究。因此，要创建“以院系为矩、以中心为阵”的矩阵结构。通过加强学院建设稳定现有学科的发展，同时通过创立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机构满足学科交叉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聚集不同学科的资源和人才。这一模式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共识，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创建另一种制度还要消耗精力、消除障碍。
袁振国：我们离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只剩10多年了，如何推动这一目标仍然是较大挑战。数字化、智能化为何能成为教育强国的新赛道、新优势的突破口？如何完成其中的突破和塑造？这是我希望能在2024年回答的主体问题，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